阿尔文

有朋友说，天天在互联网吵来吵去有什么用？对时政有意见，直接写信给有关部门就好。 所以我觉得，需要好好阐明我们在互联网进行理性讨论，所为何来。 (一) 互联网的影响力 首先，当我们的生活已经和互联网分割不开时，我认为互联网是自我面向真实世界的第二扇窗口，它和我们平时在现实世界的交流几乎一样有影响力。 我自己就见过，有的长辈本来只是以主流报章作为主要信息来源，政治立场较偏向一方。但是在学会使用Facebook, YouTube, WhatsApp之后，政治立场逐渐转变。第十三届大选505时，不少年轻人嚷嚷着长辈们因为没有接触到互联网而不了解当权者的腐败，那么第十四届大选509，民联／希盟的支持者很可能有大龄化的趋势。(反倒是年轻人之中有不少反弹，成了中立派、法家、废票党、第三势力的支持者等等不同立场。)当然，以上纯属我个人观察，要知道实际情况需要大规模的调查。 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之下，实体媒体的读者本来就在大规模转移到互联网上，偏偏我国的实体媒体也在丧失公信力。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互联网已经成为传输各种信息、各种理念的舆论主战场。 (二)互联网有利汇聚团体，建构公民社会 因着互联网的社交功能，其实互联网很容易构筑同温层，汇聚一批理念相近的人，为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本地的一些大型NGO如BERSIH、反莱纳斯或多或少沾上政党色彩之后，我国很有必要再建设公民社会，提高公民意识，让公民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不是仅仅依赖政党的管道去参与公共决策。“弱国无外交”，倘若公民本身的意识不清、发言权不足，等于任由政棍戏弄。 我认为，互联网有利于打破地域与发言管道的限制，集合理念相近的人，甚至结合资源，在有需要时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BERSIH先前不正是通过网络号召而茁壮成长吗？阿拉伯之春，民众不正是通过互联网来汇聚力量吗？ (此处并没有要把马来西亚和阿拉伯的情况相提并论，仅仅是以阿拉伯之春作为证明互联网影响力的例证。) (三)互联网真能突破籓篱，对当政者构成舆论压力吗？ 目前朝野双方都很重视互联网论战的交锋，这是肯定的。在野党领袖纳吉在下台之后，几番在互联网发文开炮；希望联盟政府几乎每次记者会都会通过互联网直播，都是明证。 有没有政党势力认真地从互联网千头万绪的舆论中搜集民意、进行科学的民意调查？目前不...

先前和网友的讨论，让我想要对债务问题多做一些诠释。厘清一些基本概念。 在传统观念中，总认为债务是负面的。但其实债务这事有其多面性。 A. 为什么一个有赚钱能力的个体或群体会举债？ 一般上，举债的原因不外有二。 A1：面对经济难关，不得不举债渡过难关。(比如，因为各种原因无奈之下和大耳窿借钱那种。) A2：想要以债务来延伸资本。(比如，想要扩充生意或投资，而进行个人贷款或商业贷款。) B. 债务并不必然负面。 债务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要注意的因素不外有二。 B1：偿还能力。根据个体或群体的赚钱能力与资产总值去评估偿还能力。 B2：收益。举债之后投入的资金，能取得怎么样的收益，决定了这是一笔好债(Good Debt)或坏债(Bad Debt)。 C. 个人举债和政府举债主要区别是什么？ 个体的举债，都会考虑到自身收入来源单一，或难以掌控自身收入，所以对债务问题慎之又慎，会有先天上的恐惧感。 公共领域的政府不同，要搞到钱的手段很多、操作空间大，可以很容易得到融资等等。所以在把资金投入到公共建设时，可以比较放心地借债，多数情况下只要考虑收益即可。 举例，小明手上有150万现金，想要投资房地产，理智的做法是向银行借款买2到3栋豪宅，那150万现金只是作为买豪宅的down payment。很少有人会直接用150万现金买屋。除非经过评估，那一栋豪宅的收益多过2到3栋豪宅，或者小明判断自己的赚钱能力无法承担债务。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命周期，赚钱能力会起伏，所以借债要特别小心。然而，政府实行的公共工程一般周期较长，却不会受限于生命周期。想要通过工程来带动市场，常用方式就是通过债务来延伸资本，所以举债对政府来说是家常便饭。只要债务没超过偿还能力(要看Debt to GDP Ratio与信用评级等等)，以及投入的资金是否有可观回报(这个比较复杂)，借债都属合理。 如果要刻意地让国家债务保持在低水平，反而是限制了经济发展、基础建设。 D. 怎样才是国家破产？ “国家破产”的概念其实是国际货币组织IMF提出来的，用以描述某些主权国家在资不抵债情况下，无法支付款项予进口商品。 然而，法律上并没有任何法庭可以审判一个国家是否破产，也无法通过法律去追讨一个国家所欠下的债务。 此外，因为IMF的定义是指国家无法付款予进...

首先，我认为这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人与人之间看待事物的看法有分歧，很多时候是思维和观察角度不同，价值观不同。 举例，A认为右派理念对国家发展最好，B认为左派理念对国家发展最好。其实没有对错，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A和B两人可以理性讨论、好好沟通，从中找到一些共识，谈不拢至少也比较能理解双方／多方的出发点。(如果造成对立，就免谈了。) 但是，社会还是有些对错标准要依据、要遵守的。 譬如法律，因为那是已成文的社会行为准则，应该是每个人都要遵照的共识。 譬如普世价值观，因为纵使想法再好，过于背离普世价值观，其可操作性不强，反而易于造成动荡。(普世价值观如自由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等等。) 譬如政党、政治人物言之凿凿的宣言。这涉及职业操守与诚信问题。如果出现自打嘴巴、自相矛盾的情况，政党、政治人物就该承受舆论压力，民众就该批评。 我写文章，想针对的是某些不合理现象，有时提及具体的政治人物、政党，只因为我想批判的现象发生在那位政治人物、政党身上。 阿尔文书于20180602

1969年513事件之后，我国政治都一直笼罩在种族主义阴影中，恐吓、威压成了极端政客惯用的手段。 2010年代，净选盟2.0、3.0、4.0、5.0获得了各大民族的参与与支持，证明了多数群众都在唾弃国阵管理下马来西亚的种种腐败与不公。 作为极端种族主义者的反扑，便有两位巫统政客冒头，一是阿里拳王(Ali Tinju)，一是嘉玛烧鱼(Jamal Ikan Bakar)。阿里拳王算是嘉玛的前辈，曾经组织退伍军人到时任净选盟主席安美嘉的家门前扭屁股，恐吓净选盟领袖。此君在和Jamal Yunos 合流成立红衫军之后，双方便彻底闹掰了，此后这位“拳王”的声势转弱，在此表过不提。 活跃在舞台上较久的是巫统大港支部主席Jamal Yunos，因为是当地烧鱼店餐馆老板，这才有Jamal Ikan Bakar的绰号。 Jamal Yunos虽是Ali Tinju后辈，但靠着比前辈更激进的言行成功出位，多次向时任首相纳吉夫妇表忠心、声称要守护纳吉夫妇。此君所做最出名的两件事，一是雪州水供事件时的行为艺术抗议，一是组织红衫军种族主义集会。 先说雪州水供事件。雪州政府因为合约问题，导致了雪州制水，于是Jamal Yunos披着毛巾到雪州政府大楼表示要借水洗澡，示范了如何以行为艺术来抗议当权者。记得当时还有评论人调侃，雪州政府更迭之后，出现了不少反复小人、青蛙政客，但Jamal Yunos立场始终如一，即使雪州变天也不收敛。 红衫军集会，则是净选盟游行之后，Jamal Yunos呛声要维护马来民族尊严，还声称能号召比净选盟更多的人。然而，打着明显针对华人旗号的红衫军，时任首相纳吉并没有表态支持或反对，时任副首相扎希只要求他们撤掉极端口号与海报，巫统内部也有元老级人马公开表示不支持，时任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则表示马来西亚的和谐需要各种族的维护。最终，这场红衫军集会获得执政者默许、但没有大力支持下，还得以饭盒和每人20令吉的方式拉拢路人加入，草草收场。 此外，Jamal Yunos还曾闹过啤酒节，发表Cina Babi言论(他说既然华人吃猪肉，那么说华人Cina Babi并无不妥。) 此人言行举止确实可恶，应当大力谴责。我们也需要了解到，政客的崛起背后必有一股民意支持，会有这么奇葩的政客出现，因为他代表了马来社会一股极端种族主义的思潮，否则他也不会在政治舞台...

前现代化时代，在封建专制的框架下，人民对当权者／政府的责任与义务，简而言之就是缴交税赋，承担徭役。 缴交税赋，就是交钱交粮食产出；徭役，就是国家需要修桥、造路、兴修水利等公共工程时，又或是战争期间，人民出力。 作为回报，当权者／政府负责保护人民的人身安全(抵御外敌、整肃治安等等)，负责提供民众种种基础设施与福利。当权者／政府和民众之间相互的责任与义务，就是保证社会运作的重要共识。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现代政府已经不需要人民承担徭役了，无论是公共工程或有战争需求时，政府已经不需要征发民夫参与。 人民对政府的责任就只是缴税，并且有义务配合政府实施的政策。现代的政府职能已经渗透到民众生活的层层面面，能够调动的资源极大。如果政府真的面对财政问题，一般做法是从税务下手，发行国债债券，或是通过官联公司、国际贸易取得盈利来补贴公共支出。 人民缴税，对于国家的责任仅止于此。让政府解决问题，让政府建设一个良好环境，本应该是个共识。为什么国家要我们“救”？ 这个国家半数的人投票让希望联盟上台，如果国债真的有问题，不是该让希盟政府自身解决吗？我们人民缴了税、配合政府政策，已经仁至义尽，为什么还要捐钱？ 如果说“人民是老板”，那么就当作大家都是董事，政府领导人是CEO吧。现在CEO说公司财政有问题，向董事会要求特别注资。但是这家公司的财政其实没那么糟，欠的钱也多数是其他子公司借来的(注1)，而且公司明明还有很多种方式解决问题，却偏偏选择向董事会要求特别注资，你是董事你同意吗？ 已经成为能够调动庞大资源的执政党，为什么还要用回在野时的策略，成立一个大Milo Tin？ 我个人认为公民有义务配合政府的政策，所以我不会阻止任何人捐款给希望基金。同时，作为一个想要负责任的公民，我觉得有必要把其中利害说清楚。 此外，作为一个非常规的筹资方法，政府内部、在野党、公民社会都有必要对希望基金的资金流向与运作方式进行有效监督。 (注1：政府财政部的主要债权人其实是下辖的政府机构如KWSP、KWAP等等。) 这是我对公权力的阐述：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215573282554398&id=1510232946 阿尔文书于20180530

        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大词”，在现今的世界每每提出来，似乎都有充足的政治正确性。身处现代，我们很难想象，苏格拉底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遭票决处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将“民主”与“暴民”或“愚蠢”划上等号，民主在古代西方并不是个好词。这种情况延续到了美洲殖民初期，那时的美洲政客称对手为“民主”政客，是一种指责，甚至是一种骂人的话。         民主要在欧美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苏冷战取得成功之后，才逐渐被确立为普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普世到了集权国家如中国与朝鲜都自称民主，无法跳出圈圈。         追本溯源，其实民主与人权思想的兴起，是站在人文思想的基础上。如果要谈人文主义就太广泛了，这里简单用一句话概括人文主义：把人当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         我们常听到有人说“不要民主，只要富强稳定。”，这类言论其实是大有谬误的，因为作为这种思想源头的集权政府，正是以民主或人民之名行事，正当化自己的行为，无论是历史上凭民主制度上台的纳粹政权还是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当中共政府高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既要清楚社会主义也来自西方（仍然没跳出圈圈），更要清楚种种西方舶来的思想其实与中国传统思想并没有太多冲突之处，甚至是可能可以融会贯通的。如上所述，作为一切根基的人文主义，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当人，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这不正和中华传统的儒家思想暗合吗？我个人认为，传统儒家思想谈的仁义，甚至最开始所着重的礼仪，其实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至少东西方二者之间没有相冲之处。因此，实在不必因为政治立场或排斥西方国家而加以否定普世价值观。         当然，早在十九世纪末，马克思老爷子就预言了民主体制会走向崩溃，世界将迈向社会主义的时代。那么兴许，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世界未来的出路。        无论如何，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套完整成熟的价值观，人们却惯于党同伐...

      上星期听完up主掌柜的音频节目，一直想写一篇听后感，因为“侯景传”肯定是我听过“掌柜”一系列历史栏目中，最精彩的传记之一。       我是看《三国演义》长大的，对三国那段历史还算熟悉，之后比较熟悉的就是商朝周朝（因为《封神演义》），还有比较著名的唐宋明清这几个朝代。至于三国归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南北朝，有很长一段时期间，我对于那段历史的印象都是“灯下黑”，不甚了了。要到了大概中六的时候，看了当时网络流传的《东晋那些事儿》才对那个时代有大致概念。        我看《东晋那些事儿》那个时期，正是在《战国那些事儿》、《明朝那些事儿》盛行那会儿，各种“那些事儿”的通俗史学流行于网络，《东晋那些事儿》当时为通俗史学“开疆拓土”肯定有其价值与地位。        可惜的是，《东晋那些事儿》的作者受限于传统史家的视角与价值观，对那个时代大江南北两晋十六国的王侯将相没能有客观公道的评价（特别是非汉族的），再一和“掌柜”的“侯景传”相比，更会发现《东晋》描写的人物脸谱化得很严重。我当时看完《东晋》，除了个别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剩下的印象就是各个乱七八糟的政权打打杀杀，如今听完“侯景传”，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仿佛在我脑中成了五彩缤纷、活灵活现的壮阔风景。        一如既往，“掌柜”通过大量描述人物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以及与主角相关的人物，在活泼地描绘时代之余鲜活地侧写出人物的面目。事实上，两晋十六国的时代，说好听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大熔炉，说难听点就是文化绞肉机。在中原正统的晋朝因为“八王之乱”而陷入长期动荡之后，匈奴、羌族、羯族、羝族、鲜卑族等等少数民族趁势而起，许多少数民族底层本是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识字的牧民或奴隶，却因为强大的军事天分在战乱中崭露头角，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石勒与侯景。         这里先简单介绍侯景的生平。侯景一开始是葛荣起义军中的将领，当时把持着北魏朝政的尔朱荣对葛荣起义军展开围剿，作为葛荣手下大将的侯景却在决战时对主子葛荣倒戈相向，俘虏葛荣献予尔朱荣，成了尔朱荣手下的...

高度权威集中的权力结构，在越加信息开放的今天，应该会越来越艰难。从反送中事件，可以看出至少两件高度权威集中的恶果。 一，集权结构与生态中，上层的任何信号都可能被放大 如果熟悉中国历史，会发现皇帝或高官但凡有广为人知的爱好，都会被下属所利用，常常是下级官吏搜刮民脂民膏或扰民一番之后，只为了个人或小群体利益，讨好上级一人。倘若“会错意”，还会徒然耗费社会资源。 着名例子如北宋时期的花石纲，只因为皇帝的艺术细胞，就劳师动众地从全中国各地进献园林花石。征发民夫的民力，为了搬运奇花异草怪石奇木而“逢山架桥、遇水搭桥”，下级官吏为了私怨而强行征发仇家家中的花石。花石运到京城，倘若不合意就被白白弃置了。类似例子，看中国的官场文学还有不少。 权力结构与生态是主因，身份社会、事事讲关系的社会模式相生相伴，太多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于是任何言行举止的信号都可能被无限放大，讲者无意、听者有心。 那么在反送中事件中，我们暂时还不确定“送中条例”的修订是哪一方的原意。只能说有一定的可观几率，是亲中的香港建制派议员所发起。可能是“会错意”，可能是主观上为了讨好北京方面。 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高度权威集中本身的弊病，下级官吏的不作为或是多做了什么事，很可能并非上级本意，产生上级不想要甚至极力避免的结果。 假如“送中条例”的原意只是单纯的加强执法，或根本是北京方面授意，就涉及下面要谈的第二个恶果。 二，权力核心之外，或无利益相关者随时会被弃车保帅。 权威高度集中之下，一旦出了漏子，高层都可以在必要时抛弃下级，让下级承担后果。 着名例子如明末崇祯皇帝与后金议和。明末，明朝政府已经疲于应对后金军的攻势，崇祯皇帝杀了袁崇焕之后开始想要与后金议和，但是面对满朝大义凛然的儒生官员，只能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进行。后来消息走漏，崇祯帝以通敌罪名处死陈新甲，以捍卫自己的伟光正形象。即使满朝大臣知道皇帝也涉及此事，也无可奈何，但从此以后也无人为崇祯帝卖命了。 那么无论“送中条例”最初是哪一方起意，如今造成的结果肯定非中共所愿，于是便开始了切割的动作。中共一反先前支持的态度，让中国驻英国大使发言表示，北京方面并没有涉入“送中条例”的修订。 即使目前林郑月娥已宣布暂缓相关条例的修订，在中美贸易战与国际峰会即将来临的节骨眼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肯定有棋子会被抛弃...

一段人际关系中，最能看到彼此素质的时候，就是在出现问题、出现分歧的时候。 509大选前后，朝野双方激烈地交锋，民间也在广泛讨论。 我们时不时会惊讶于身边的亲人朋友，对于公共事务的想法，原来和我们的想法分歧那么大，遂生幻灭感。(特别是在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他人时，道德制高点上的那位会更有幻灭感，随之而来的是更激烈、更针锋相对的言行。) 我们时不时会惊讶于许多公众人物(包括非政治界的)，对于敏感的政治课题说出许多激烈言辞，和我们的认知有极大差异，遂生幻灭感。 实际而论，和身边亲人朋友的分歧，我们应该努力淡化之，大家好好沟通、互相尊重，毕竟日常生活中要打交道的。 对于公众人物的态度，我认为我们该保守些。我认为，任何的资料、任何人的言辞对我们主观意识而言，都只是参考。一切还要服膺于我们自身的理性思维与自主意志。 我们秉持原则，学习新事物，有错就修正。所谓精进，大抵如此。 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人，惘矣。 阿尔文书于20180530

         注意我平时写文章与网上聊天，可能会发现我时不时会用一些中国网民的惯用语或类似方式，这是我改不了的习惯，也是我受中国网络文化影响的证据。         记得小时候，父辈祖辈就常常告诉我，华人的“根”在中国，这是我对中国朦胧情感的萌芽时期。稍长，作为大马华校生，接触不少中国文化产物之余，也产生了对于中国的向往，喜欢许多中国的人物事。刚接触网际网路时，没少逛搜狐、百度、知乎等等中国大大小小的门户网站与网络社区。熟悉中国的程度我可能没别人深，但情感一定是有的。       记得大约是00年代，我正是在中学求学与打假期工的时期，有好一段时间，我身边的人提起中国产品就等同于粗制滥造，提起中国人就等同于素质低下。记忆中，我不曾随之起哄、一起骂中国人、中国物，因为我知道神州土地与其上的人们神奇之处。        再后来，大学时期至踏入社会的阶段，透过网络见证了中国的井喷式爆发。        我爱中国，我反送中，为什么？ 一， 中共政权下的中国，难以保障个体人权。 首先，私有制的保障是激发民间活力的基础。从个体角度来看，一个人要在确保自己奋斗所得，都能为己所有、为己所用之后，才更有动力去奋斗，为社会付出产能。英国是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先锋，其源头被普遍认为是遗嘱制度的确立。个体户、小商小农们确保自己一生奋斗所得可以确实传承给下一代之后，逐渐走出封建制度的桎梏。那么现今的中国，在中共政权下，诞生了众多企业家与伟大企业，商业发展活力充沛，确实很美好。可惜的是，个体的人身安全、言论、宗教自由无法得到相当的保障下，这种社会与经济生态始终是有先天缺陷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头上，毕竟是人人提心吊胆的未爆弹。 二， 反送中运动，将会成为世界民主的一盏明灯。 持续探讨公共事务的将近两年时间，我发现，世界各国是紧密联系的，他国的先进例子往往成为我国的重要借鉴例子。反送中运动是公民对权威高度集中的政府一次勇敢挑战，或许起点在有的人看来很荒谬，但谁也无法否认事件背后中共政府和港人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共政府的行政与司法难以给人信心...

#存在即合理 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即合理”。 任何事物的存在必有其合理之处，必有其缘由。在我国政治的舆论浪潮中，既有亲国阵、亲希盟的思潮，也有其他思潮如废票党、法家、第三势力等等。既然出现了种种思潮，这些思潮就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能再以“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元论来看待我国政治了。 举例，有人主张废票，单纯就是对目前国内两大政治势力不爽，想要惩戒双方(废票能不能惩戒到双方，另说。)，我们不能必然将废票党看作是国阵帮手或希盟反对者。 如果硬要给不同想法的人预设立场(不是人家真正的立场)，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否定人家的想法。也就是无视他人理性想法的存在了。这种观念绝不可取。 批评希盟的人，可能私底下是捐款给希盟的金主，可能在大选时含泪投票给了希盟，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当然也可能真的就是国阵支持者。总之，不能一概而论，不该武断地去判断人家的立场。 气咻咻地骂人、把人标签为猪狗、不好好沟通等等，正好把你所支持的政治势力，原先的支持者推往对立面。我相信，不少所谓的“法家”、“中立派”甚至大选前夕喊着 #All_In_Najib的人，都是这么被逼出来的。 曾经有人批评民主社会总是乱糟糟，各种思潮宛如林中草木丛生。其实是因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就该有容纳多元思潮、多元观点的空间。总是在“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思维中否定他人，并不符合民主精神。 距离建设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马来西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阿尔文书于20180529

        2019年5月、6月期间，接连发生几件重磅事件，在在冲击着许多人的神经。这几件时间线紧密的事件，无论是对现时还是未来都有不小冲击与影响，意义深远。我认为大众应当对此持续关注，是以写文探讨。 重大事件如下： 1. 大马政党轮替之后，教育部长马智礼博士表明，内阁决议大学预科班（Matrikulasi），扩大预科班大学录取份额但仍保持以种族为标准的90：10录取比例。其后又在公共场合下，将预科班课题与华语作为企业招聘条件的课题挂钩。 2. 中美贸易战升级，继ZTE中兴之后，华为也遭美国政府对付。 3. 大马首相马哈迪绕过内阁商讨，政治委任公正党的Latheefa Koya拉蒂花为反贪会主席。  4. 社交网络WhatsApp广为流传一条男男性爱短片，其中一位主角极可能是身份重要的部长。与男男性爱短片一同流传的，还有几个银行转账截图，攻击部长者试图指认该部长有严重贪腐行为。 5. 罪犯引渡条例正式提呈香港议会，并且已通过一读，民间发生超过一百万人参与的空前大规模示威，是为“反送中大游行”。 1. 预科班课题与马智礼言论 事件爆发之后，首相马哈迪就开口承认Matrikulasi预科班是给特定族群接受高等教育的“后门”，面对华社的强烈不满，教育部长马智礼的回应是加大预科班毕业生获得大学录取的份额，却仍然维持预科班录取率土著与非土著90:10比例，无形中却是压缩非土著莘莘学子争取高等教育的机会。（考试难度更高的STPM生怎么办？）          其后，马智礼在公开场合上面对媒体记者的提问，又表示先解决了华语作为不少企业招聘条件的问题，再来谈预科班问题，将非土著的怒火催高到另一个高度。当不少人大骂马智礼的同时，其实我们更应该了解的是这种言论背后的意识形态、个别群体看待教育课题的态度，与这番言论所带来的效应。          其实马智礼尚未从政时，早已被人称之为“开明派学者“，从政之后的言论与行径却和先前学者时期的人设大相径庭，很大程度上是他受土著团结党吸纳之后，意识形态更形趋近土团党的传统”土地之子“Bumiputera思想，因为他政治上出身于这种思想的党派，有底气说这种话就不...